365买球网站持续近两年时间的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即将迎来正式公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将在尊重人才培养规律和学科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遵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对“设计学”学术型专业归类调整的同时，稳步推进博士、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类别的增设，以提高学科门类的实践性与综合性的融合度。据此，针对新版学科专业目录“设计”类学科进行解读，从其学科重大结构性调整来看，实现了具有关联性学科的重新归类，以及新兴应用型门类专业点的增设，既配合了“设计”类学科重视基础、拓展前沿的发展趋势，以及创意与技能并举的人才培养新需求，又考虑到我国教育统计的历史分类与未来社会发展领域的需要。相比较来说，“设计”类学科是此次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艺术”类学科调整获益最大的学科。简言之，可以归纳为一个归类、两个增设的调整，即有关原“设计学”一级学科（1305）在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分别被调整归类到“艺术学”（1301）之中，延续原学科的历史、理论研究方向；并增设两个“设计”类学科点，一个是专业学位点（1357设计），含新增专业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另一个是交叉学科的“设计学”学科点（1403），可授予工学、艺术学位。实事求是说，此次新学科目录的颁布将完善放管结合的学科专业目录运行机制，进一步增强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推动学科专业目录向指导性、统计性和应用性转变。
自2021年12月初，相关部门以“征求意见稿”名义发布的新版《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与征求意见函在各高校内部传阅，至今已经过去七个月了。根据征求意见规程，这份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应该很快会正式公布（以下简称“新版学科专业目录”）。按照日前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今后的学科目录调整周期也将由10年缩短为5年，以进一步适应社会知识结构变化与时代发展的需求。就学科目录制定的目标意图而言，此次学科调整主要集中在对学科门类，以及一、二级学科进行再次的精确划分，其目的在于加快适应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和明确学科建设指导思想。其中，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的设定是国家事权，即用于指导和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更是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原则上各二级学科是学位授予单位实施人才培养的参考依据[1]。因此，对于学科门类进行调整，尤其是针对具有关联性的学科专业重新归类，以及新兴应用型门类的增设，既要配合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还要考虑到国家教育统计的历史分类情况与未来社会发展领域的需要。依此可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目的是规范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就此次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的“设计”类学科调整来看，此次公布的“设计”类学科分布序列，可谓是有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也是历次学科目录变动中变化最大的一版。然而，人们又可以说“设计”类学科是此次新版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中获益最大的学科。简言之，可以归纳为一个归类、两个增设的调整，即有关原“设计学”一级学科（1305）在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分别被调整归类到“艺术学”（1301）之中，延续原学科的历史、理论研究方向；并增设两个“设计”类学科点，一个是专业学位点（1357设计），含新增专业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另一个是交叉学科的“设计学”学科点（1403），可授予工学、艺术学位，以下分项给予解读。
这里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是，原“设计学”（1305）中的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并入“艺术学”大类学科（1301）框架之中，剥离了原“设计学”中实践领域的专业项目，即体现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作为“艺术学”的幂数效应，换言之，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既可以作为门类艺术学研究的存在，又可以成为艺术学学科内部建立起关系合作链的一项类别。对此，依据新版学科目录的调整意图，可以解释为，将“设计学”中设计历史及理论并入“艺术学”，是将过往的“设计史论”研究完整纳入到艺术学研究领域之中。这应该是提升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与艺术学研究的融合度。关于这一调整，除去保留设计史论的基础研究外，更体现出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需要与艺术学多元理论的交叉与融合的互动，且更有利于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的拓展与突破，强调推进基础理论与交叉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结合研究。
事实证明，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领域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诸如它与艺术学相融合，凸显设计与大艺术领域的紧密联系，由于原设计学本身具有自然学科客观性与人文学科创造性的学科属性，其在整个大艺术学科中有着更加广泛的交叉领域。归类艺术学当中，规范了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的知识整合，在艺术学学科的整体规划下又可以帮助大艺术形成艺术认知与发现的新灵感，即以设计的视角来展现艺术的创新。诸如，新媒介与艺术传播，涉及众多设计领域的新视野，其借助于传播介质，以艺术符号、艺术语言等传播手段，将艺术信息传递给受众。在此背景下，如何敏锐地观察和把握新媒介的现状及走向，及时了解和认识艺术生产的新技术、新环节和新经验，归纳其艺术传播的新规律，便是整个艺术学界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这一领域随着“三网融合”的逐步深入和扩大，新媒介与艺术传播再次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浪潮，构成了新媒介艺术传播的多样性特征，呈现出独有的艺术审美风格与表现形式。例如，视传艺术的娱乐消费形式；互动视听的多样化体现形式；虚拟技术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的沉浸形式等，让新媒介艺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满足大众对艺术分享和消费的需求，这是社会知识结构与服务社会功能需要设计理论研究加持艺术学学科的回应。
进言之，设计理论研究也需要与交叉和应用学科进行多领域的融合，而这在艺术学领域的研究中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认知系统。诸如，艺术法学可以转为设计法学或设计知识产权研究。艺术伦理学同样可以转为设计伦理研究，关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生的设计伦理问题。依此类推，艺术管理学、艺术经济学和文化产业经济学，均可以融合转化为设计商务与管理、设计运营与策划、设计经济与产业开发等应用理论的推进研究。如《文汇报》最近发表署名文章，用数据统计指称“学科交叉已成为高水平科研与顶尖人才的重要特征。百余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中，有41.02%属于交叉学科，尤其是21世纪以来，获奖成果中，跨学科成果占半数以上。[2]”这显示出交叉学科对于人才培养的优越性，而正是关注到这一点，设计理论研究要符合时代发展方向做出改变已属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将设计理论研究归入艺术学学科体系之后，并不意味着该设计理论的重要性被削弱，而是希望其理论研究在原有基础上，与平行的、甚至是更大领域的艺术学进行交融，这也契合了新文科建设所强调的发展方向。诚如，《光明日报》发文指出：“新文科”要突破“小文科”思维，构建“大文科”视野[3]。依此类比来说，近十年艺术史学研究除了原本文史哲的打通论证外，更利用系统科学、运筹学、数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甚至越来越多地综合利用信息科学、经济学、伦理学、民族学、法学，以及社会学、行为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形成多学科紧密交叉，构成相关研究领域参与建构，打造艺术史学研究更大范围的学科协作，彰显艺术学学科的科学性。也就是说，艺术史学研究着力于交叉融合，推动学术协同创新，构建学科发展的新生态，促进学科内涵有更为丰富的生成元素，其关键在于凝聚高度共识，激发学科与学术发展的活力，这是艺术史学研究在“话语主导”“话语交融”和“召唤结构”的特色所在。如此，将设计理论研究融入大的艺术学学科当中，并不是抹杀设计理论研究的自含性，相反正是看中了设计理论研究门户能够打得更开，突破设计理论研究太局限于门类学科的认识和分析的禁锢。
一直以来，设计史论教学内容较为单一，尤其是从中外设计史教学的对比来看，中国古代设计史论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历朝历代工艺美术种类、时代背景的分析上。如先秦主要讲青铜器，汉唐讲漆器、丝绸，宋元讲瓷器、金银器等，讲解中国古代设计，依然局限于对物质文化成果的罗列，而相关的人与设计、市场与设计、技术与设计，以及设计构思、实现手段，直至设计思想的演变等相关性研究课题涉及甚少，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设计史研究之于现代设计的启示并不生动；古今设计之间的认知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割裂，甚而出现针对古代设计只是被当作保留的“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待，停留在手工艺项目研究上，与传承关系不大。相对来说，引入的西方设计史教学则较成体系，尤其重视对设计原理性知识的破解，从设计是什么，人类为何需要设计，直至设计审美与技术的关系等关涉基础理论话题的探讨；再配合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大事系、代表性设计师及设计作品给予跨时空、跨学科的研究，较为系统地将设计本质与应用问题予以全面揭示，引发思考，并对现实有所回应。当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西方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抑或市场经济，乃至历史文化和传承精神上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若只是将西方设计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照搬，肯定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实问题。因此，如何将中西方对设计历史及理论问题的探讨进行融合，尤其重视中国设计历史及理论的交叉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一是需要引入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从方法论的角度激发创造性思维，对于解读传统设计史料，充实新的认识论都是大有裨益的；二是需要回归设计历史和理论研究的本体，力求最大程度上与现代设计及未来设计构成必要的联系，为设计发展而助力。特别是基于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化的时代格局，设计本身就必须有着跨领域、跨文化的研究特性显现，现实格局如此，对于设计史论的教学更应当注重这一格局定向，进而推动设计理论研究与艺术其他领域的真正交叉融合，构成新的研究视域和范式。
总之，作为理论研究本身，设计历史及理论既无法独立于艺术学而存在，也不太可能完全走向纯工学或理学的研究范畴，设计历史及理论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更多地借助于艺术学与交叉和应用理论学科进行多种融合，给予自身以丰富性的定位。如此表明，原“设计学”（1305）中的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并入“艺术学”大类学科（1301）框架之中是合理的选择，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设计历史及理论的深度研究，更有利于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理论新体系，这是整个设计学科坚持成为高水平科研与顶尖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之一。
所谓“两个新增点”，首先是指剥离原“设计学”（1305）在新版学科目录中新增专业学位点（含专业博士和硕士学位点，1357设计），这可以解读为还原设计学科本位教育教学的做法。
“学科本位”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国家兴起的一项高等教育思潮，强调学科自含性和独立性，突出以学科本位特性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活动，以促进学科的基础教学和特色教育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开始对“学科本位”教育思潮进行反思，提出以价值取向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概念，使教育教学凸显出以“问题导向”为价值取向的探究，突出表现为教育教学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服务的应变反应，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和综合性，避免过往“学科本位”过分强调学校的本位教学、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问题。概而言之，适应社会需求的学科针对性教育教学。此次新增“设计”专业学位点，可理解为大力推动高级别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这里的“学科本位”之说，自然是围绕“设计”学科的应用特性所展开的教育教学活动。就现行设计类学科而言，各高校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教科研团队的建设集聚，尤其是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已然多是以学科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而社会亟需，或者说社会能够接纳的人才则是应用，造成培养与就业的脱节。再者到了博士阶段的培养，更是清一色的学术型人才，这又造成脱节，即实践型人才的上升通道与实际应用的脱节，其人才培养的标准只有一把尺度，就是学术型学位的要求。
考虑“设计”类学科面向应用领域人才培养的实际效用而言，通常可以划分为三类人才规格，一类是传统手工艺（过往称作特种工艺美术行业，如今称“非遗”手工艺）转型而来的艺术设计领域，诸如，织绣、陶瓷、漆艺、雕刻、首饰，以及装饰绘画或壁画等；另一类是与社会服务、产业融合而来的艺术设计领域，诸如，印染与织艺、服装与服饰（包括成衣制作、时尚设计与品牌管理等）、视觉传达设计（产品包装、广告及各类平面设计等）、环境设计（室内外环境与设施、园林及城乡规划等）、产品（造型）设计、艺术与科技（展示设计、交互设计、数字媒体设计、互联网设计等）；第三类是为行业未来综合性导向规划的思维设计与管理（项目合作）领域，国际设计商务管理（IDBM，综合了设计、商业、技术、管理）等。
这里以数字媒体设计为例，如今扩展的应用领域发展迅速。在近几年里，由艺术视觉、数字媒体、科学技术、产品、工学共同参与的新设计微观革命不断发生，所涉及领域包括多维度“沉浸式”艺术展厅设计、应用数字虚拟空间与交互的元宇宙设计、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的智能与艺术性设计，以及电子产品中代码与界面设计取代传统信息读取的各类应用设计。就在不久前，埃隆·马斯克（Elon Reeve Musk）与人合作创立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发布DALL·E 2，这是一个美国图像生成系统，它利用算法根据文本描述的可用自然语言创建图像的神经网络DALL·E的最新版本。通过输入描述文本，这个图像生成系统会“自动”创建出逼真的图像和艺术世界，甚至可以“天马行空”地组合概念、属性和艺术画作风格，从而生成“设计”过的视觉图像。例如，输入“坐在山水间带着红色帽子的蒙娜丽莎”“工笔花鸟画”等英文，就能立即欣赏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资源。倘若，这项技术成熟，利用这样的设计方式可以输入论证过的艺术与文化语言描述，重新创作失轶的艺术作品，例如，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曾利用类似专门技术，模仿伦勃朗绘画风格，重新“创作”了《夜巡》被裁掉的部分。这一数字媒体设计技术还可以拓展设计思维，依据人提供的设计思维文本先一步预设出作品草图。比如，利用DALL·E 2可以在各种场合和风格下碰撞出各种概念设计，以“展览馆设计”为例，为展现三维或多维效果图的试样，可以输入“现代科技风格展览现场”“古典文艺装饰风格展览现场”或者更为详细的“红色墙面、金色画框的展览现场”等英文，一幅幅预设的构思图景就会在眼前生成，并且还可以进行图像二次编辑设计。这种人工智能的纯工具应用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伴随着“设计永远超前”的理念，谷歌公司也随之推出了Imagen，一个联动数字媒体与更为智能的图像绘画、图片或逼真图像的创作系统。这一项目的开发也在提示设计学科设置中的设计应用领域设学位点的必要性，真正能够从事创意设计者依然缺乏。OpenAI声称自己是一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公司，其使命是推动人工智能的普及以造福全人类。但目前无法马力全开地使用该软件，这是设计人才与技术人才联系缺乏而造成的，也是出于设计伦理的社会考量。事实上，DALL·E 2目前仅对有限数量的用户开放[4]。
应该说，上述列举的这几类设计领域涵盖面广且量大，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性，依然有着鲜明的艺术性、实用性与推广性的特征，其人才的培养一般是以艺术性与实用性为其能力养成的核心。将设想要表达的方案，充分的表达出来，忠于设计灵感本身。当然，关涉“艺术”与“设计”，乃至必要的“技术”诸多关系十分微妙，双方抑或是多方互相依存的，而其中如若没有艺术，就没有设计，反之没有设计也就失去艺术。阐述这类设计的“复杂性”，无非是想表明设计本身具有的实践性特征异常突出，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来实现其设计的理想意图。而高级别人才的培养（硕士和博士）还是应该回归本位，突出实践领域的设计提升，不应将实践与理论研究分割为“两张皮”，各自为政。过往列入设计学的高级别人才培养，均注重理论研究，尤其是偏向纯史论类研究，这就造成与应有的实践总结与提升的背离。而转变为新增专业学位培养，快速打通了这个久已梗阻的通道，明确专业学位必须具有实践为基础的提高认识。通俗的说，就是在培养“红学”研究者的同时，亦要重视培养像曹雪芹这样能够书写出《红楼梦》的高水平作者，否则，就会出现本末倒置，越来越多的“红学”专家不断涌现，而著述像《红楼梦》之类的好作品创作越来越少，这将是社会难以容纳的设计人才培养的“怪圈”。事实上，设计领域的大多数研究生教育还是应该与实践为主。当然，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格与实施要求，相信在新学科门类颁布后会及时提上议事日程的，这事关人才培养改革的重大举措，需要各方面认真对待。
再一个增设是在交叉学科（即新增的第14个学科门类）中的“设计学”（1403，可授予工学、艺术学位）。这项学科的调整，是将原设计学中具有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属性特征的部分，转列为更加学科化与专业化的分布，这也是教育规划洞悉国家未来发展的学科划分之需要，一方面是将原设在“工学”学科门类中的“设计学”移至过来，保留具有工学特性的“设计学”，如工业设计（这有别于艺术类的“产品造型设计”，而是专注于人机工程、设计材料及加工、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同时涉及偏向理工类的融合性设计等，以及伴随着社会与科技发展而出现的偏向工商科背景的设计门类，如设计策略与规划、设计创新应用、交互设计，服务设计等，这算是归类更加明确，有助力推进跨界“设计学”的合理定位。另一方面就非常明确，即列于交叉学科中，与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1401）、国家安全学（1402）、遥感科学与技术（1404）、智能科学与技术（1405）、区域国别学（1406）并列。可以理解为是面对国家发展战略而专门设置的“设计学”学科领域，应当是具有全新改造和推进设计学科的重新建构，以体现当代设计实践创新及未来设计发展需求的新型设计学。
这一设置又可从两方面进行解读，一是设计学新增专硕、专博的培养序列，也就是设立了专业学位点，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注重设计学在应用领域的开发研究，这对于设计实践人才的专业能力提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许多高校也的确认识到这一点，重点培养交叉学科人才，例如，清华大学设立数据科学与信息技术专业，融合设计学的实践价值，将其与仪器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等工程实践类学科融合；又如，香港理工大学顺应国家提出的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设立研究生设计方法论课程，尤其重视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教学，改变常见的单一教师讲授擅长的一两种研究方法内容。二是全面考虑包括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在内的既涉及定量研究，又涉及定性研究方面的设计学教学内容，以此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思路。而在这样的教学方针下，学生们也的确关注到设计的广度和创新度，考虑到社会特殊需要[5]。应该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迫切需要回答好如何“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思考。古话言道“学如弓弩，才如箭镞”治学理念的关键在于转化为实际效率，如果将学问的根基比作弓弩，才能比作箭头，那么，打破学科界限，依靠厚实广博的知识来引导人的才能并有效施力，这才是真正的效率。而事实上，人们今天谈论的学科交叉与融合，正是基于对学科历史与现实发展的考量，打造融合创新的学术共同体，这是整个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必由途径。
这里，尤为值得提及的是在学科交叉背景下归属于艺术类的设计专业发展趋势，既要反映出交叉知识内涵呈现新的面貌，又要认识到自身学科边界具有的诸多不确定性等新的学科特质。目前，在倡导学科交叉与融合中，设计学最先与工效学、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形成了诸多可深度融合的交叉领域，其突出的是，在与设计应用领域的交叉学科中，一批站在信息与生命科学前沿的交叉研究尤为突出，也突显了设计学自身跨门类的学科特质，以及对科技应用的发展尝试。例如，北京科技大学利用人机工程及协作参与复杂性人因与工效学的协作系统设计；浙江大学注重在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因工程和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江南大学着力在用户多维体验的智能化跨越，及其数据信息系统建构的相关问题，武汉理工大学围绕邮轮游艇设计，深入邮轮游艇等船舶的设计方法及其可持续的服务设计、系统集成、邮轮游艇产业与配套平台等相关领域，将艺术与设计乃至重工工程技术进一步在学科深度与广度上建立了融合，为艺术学与设计学，乃至设计学与更多的学科体系交叉融合创建了应用范式。
当然，这对设计实践类的研究生也逐渐明确了攻读方向的预设意义。比如说，相关学科的研究生不再需要用几十万字的纯粹理论专业论文提交申请学位，而是结合自己的实践之长来研究，并提升自己的设计经验或设计调研，使最终的论文成果能够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有着以“实践”为主题的更高含金量。同济大学副校长娄永琪教授曾在相关论坛接受采访中表示：“大师、顶尖设计师是很难培养。从教育学角度看，好的教育和管理都是最大限度地去发挥人的潜能和善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培养大师更重要的，是怎么让每个学生都能沐浴在设计和创意的光辉中养成自己。只要用设计创意思维去寻找问题和解决策略，才会改变一个领域，为社会发展做贡献。[6]”这是很实在的高论，阐明设计学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和自觉性。这也正像《人民日报》推文《同济副校长娄永琪：让“设计+”赋能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提到同济大学以设计创意学院为主要执行单位，自2013年起，“持续推进与企业等共建扎根社区的创新实验室，数十位规划、设计、建筑专家，在上海10多个区担任‘社区规划师’，让一处处老旧小区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这一措施，打破了学院设计与民生问题间的壁垒，体现创造力是软实力。长期以来，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一直把创新理解成科技创新。实际上，真正的突破性创新需要全民既有技术头脑，又有创意和设计头脑。就像娄永琪强调的“要在设计发展上有更大的突破，关键在于把设计从美术界操心的事，变成全民的创新思维和能力的一部分，要像‘互联网+’‘人工智能+’一样，做大‘设计+’的文章。”此外，娄永琪也认识到未来设计专业的发展应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契合，提出像院士做“制造强国”战略研究，需要考察世界上先进的制造业强国，发现科技强国都是设计强国。娄永琪进一步解释说，“到底是‘制造强，所以设计强’，还是‘设计强，所以制造强’？”他倾向于是后者，因为只有全社会重视创造力，才是一流创新型国家的标志。从产业角度看，整个产业链首先是被设计出来的，设计不仅在这根链条上的每个局部产生作用，更成为跨学科、跨专业整合的思维模式。
目前，对于设计实践人才的需求，自然也不仅仅是从技术角度出发，必然涉及许多观念的更新。比如，现在热度很高的一种设计思维 “概念设计”，即是利用设计概念为主线贯穿全部设计过程的设计方法。这是完整而全面的设计过程，它通过设计概念将设计者繁复的感性和瞬间思维上升到统一的理性思维从而完成整个设计[7]。比如，概念汽车、概念建筑、概念小区规划、概念阅读设计等。这一设计理念的实现，就不仅需要考虑物质性的建构，而且需要在设计事理上获得更多的支撑，包括对设计历史的回顾，以及对过往设计观念的归纳总结与提炼，而专硕、专博的设计学人才的培养构建，即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的需要。例如，利用计算机模拟环境给人以环境沉浸感的虚拟现实技术愈演愈烈，以至于有关设计的专业论文中不乏涉及“虚拟现实引入船舶设计”“虚拟现实介入汽车设计”“虚拟现实与视觉传达设计的交叉融合”“园林设计领域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等主题的。这些论文选题可以说是进入准工科或技术科学领域探讨问题，如若依然归类于艺术学人才培养规格之中，势必影响甚至是阻碍人才的健康成长。在一些高校设计实践类研究生的创新大赛上，也能看到对虚拟现实的重视。据《光明日报》报道，2022年江苏高校技能大赛专设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项目，就吸引了来自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等各地33所高校的参与。可以说虚拟现实技术与设计思考的结合，是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一次成功尝试，尤其在艺术展览、园林营造、博物馆陈列等场合的应用，更是使审美体验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让设计能够直接服务于艺术活动[8]。
由此可见，“设计学”在交叉学科门类中的设立，尤其是与之并列的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1401）、国家安全学（1402）、遥感科学与技术（1404）、智能科学与技术（1405）这四大学科均体现着未来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需求，这说明设计学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此本文认为在这次学科调整中，设计学得益最大。以当前国内综合大学和理工大学的考察为例，创新设计教育可证明“大设计”在国计民生中显现的重要推动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设计学”学科的变动意味着真正“大设计”时代的到来，本质上是要将设计运用在国民经济发展等重大事业上。诸如，航天员的生活设施设计，如何保障神舟系列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在太空工作和生活全过程的系列专用服装，以及空间站任务航天员舱内用鞋，就源自东华大学研发设计团队多年的设计，这是在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中看到大学设计专业人才成果的一次成功案例以促进国家发展为根本宗旨。而事实上，许多涉及民生问题的设计也并非小事，完全可以纳入“大设计”的范畴之列，如高铁乘坐的舒适性设计、城市规划的合理性设计。以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相关高校设计与工程学科合作，自2018年以来持续组织开展的“以人民为中心，为城市而设计”系列活动为例，活动关注到城市小品类公共设施的重要性，开展国际性的设计竞赛，并且推出“学术性”“系列性”“可建造”为特色的设计理念口号，持续关注城市微小空间的更新，将设计理论融入社会服务，推动了公众的参与。并且该系列已经先后推出五期主题竞赛，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9]。相信列入交叉学科中的“设计学”，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实践中会不断涌现出更多、更具典型意义的设计创新。就此可言，新版学科目录对设计学的变动，的确更体现出设计学与国家发展战略关系的紧密无间，具有大格局的学科发展前景。这里值得一说的是，交叉学科中的“设计学”是属于“学术型”学位，这已经改变了以往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学科教育教学的真正转变已然发生，这也是该领域设计教育教学需要深入探讨的新工科与新文科交叉的课题。
综上所述，新版学科目录有关“设计学”的调整思路，可以明确解读出三方面的新颖观：一是更加注重设计理论研究与艺术学的紧密融合，将其纳入艺术学学科之中，即艺术学学科中含设计理论与历史研究，提倡与一般艺术学，以及音乐、舞蹈、戏剧、戏曲、影视、美术等历史和理论研究的交叉与互动；二是对设计实践的重视，重新划分设立设计学专硕和专博的培养序列，注重培养实践型的设计人才，为其提升实践创新和学术发展空间开拓可以循迹的道路；三是将设计学与关涉国计民生的国家发展战略结合，促进新技术、新学研方向的生长，体现了国家对于设计学在国民经济更大领域应用的重视，这对于设计学学科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设计学”作为本次新版学科目录中最大受益者的直接体现。